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:侠的值得发扬光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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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金庸先生去世后,无数金迷重温金庸笔下的侠义江湖。无论纸质出版、有声书还是其他周边产品,一时销量大增。

  12月1日,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做客宝山区行知读书会,开讲“中国人为什么崇尚侠义”。

  “金庸去世后,引起了社会很大的震动。他寄托了国人整整一个时代的一种梦。他的小说无不脱胎于中国的历史。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悠长的武侠小说传统,到金庸手上吸收了的表现方法,演化出今天的武侠形象。”汪涌豪说,但金庸笔下这些人物性格、生活习惯、行为轨迹,其实和中国历史上的真实的游侠是完全吻合的。他试图还原中国历史上真的游侠面目。

  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说:儒以文,侠以武犯禁。汪涌豪讲到儒和侠在古代是一种人,古代这种人都叫士,士大夫的士。

  “这些人是文武兼备的,平时为他所效命之人管理一切事情,当受到危难之际,他要出手相助。到了春秋战国以后许多人,新社会的诞生让大家上岗各凭本事,有的人擅长文的就是儒士,擅长武的就是武士。吕思勉先生说‘好文者为游士,尚武者为游侠’。”

  接着汪涌豪从思想派别与社会成分说“侠”。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认为侠出于墨,是小生产者、劳动者的代表,世谓之“热腹”。“谭嗣同好墨子,他自己完全是有一个侠义之风的人,无论待人接物还是写文章,完全是侠士做派。”

  “当然还有很多人说侠是来自于的。”汪涌豪举例章太炎,“章太炎说侠出于。《礼记》有一个《儒行》篇,里面孔子答鲁哀公问的时候,从十五个方面讲了一个儒生从容貌,到性格,到品德,到做事的方式。比如‘儒有不宝金玉,而忠信以为宝’‘见利不亏其义’‘见死不更其守’,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侠的行为。”

  从社会成分来说,侠可能来自平民、游民、流民、商人等。“侠是什么?我们说侠是一种气质,是一种生活方式,这是日本汉学家增渊龙夫说的,我也赞同这种判断。”

  汪涌豪认为,游侠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,构不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界别,比如说工人、农民、妇女、知识。“这里面不同的人各操其生意,不是以亲缘、地缘关联为主的,不是以经济利益走到一起,仅仅是为了共同的理想、爱好、趣味彼此吸引。而他们行侠的目的,不是为了谋生,仅仅是因为喜欢,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一个社会集团,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气质把他们聚合在一起。所以他们既可以是一位平民,匹夫之侠,也可以是豪富,所以有卿相之侠。”

  最关键的,是侠的人格和侠对于今天的意义。汪涌豪说:“人格是人独特而稳定的心理结构的总和。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一般是由儒道构成的,的君子人格和的返璞人格。前者是讲依靠,守住中庸,重视伦理,以安顺社会获得自己身心的和谐。这有道理,但会变得少有感,少有,社会关怀意愿比较低。辜鸿铭说让你做一个好的群众,你和别人一样就行,你只要做好你自己,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,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梁启超说90%以上都关于私德,而公德很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的人格是片面型人格。”

  “而的人格是片面智慧型人格。有了的要求,把自己安顿在自然中,过着很潇洒的人生,但又轻视了责任的意识。这样的人格都是有缺陷的,所以中国的文化才变成了儒道互补,当然要彻底看破人生,还必须有一个佛教的介入。”

  侠和这些都不同。汪涌豪认为,侠的责任和情感水平都超越和。“侠的认识方式不好循例从众,行为方式不重允执其中,情感方式不尚拘谨自持,评价方式不取崇德尚礼。它超越了的社会联系与秩序,也超越了的自然联系与心理秩序。”

  在他看来,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侠义肝胆的人格。“一个人选择了做侠,选择了喜欢侠的人格,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多的付出,甚至于舍己为人。而一个人不讲报偿对他人而言是崇高,对自己而言是。”

  “最后我想说我们既然从心底里都期待这个东西,我们只能从自己身上做起。这样的话,一滴水,一点一点汇成海,你在里面可以自在地游泳。侠的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。”